如果你光看史书，你不会分的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史书由胜利者书写，但是真相亦不会泯灭，因为假的东西它经不起推敲。
比如春秋记载尧舜禹三代圣贤禅让，但是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禹杀舜。从人性和逻辑上来讲你觉得哪一个更可信？
竹书纪年是魏国官方史书，春秋是孔子写的，后来被儒生司马迁继承到史记里，成年人的故事里本不该有那么多童话，但是春秋里却多是圣君贤臣，所以有些事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话说春秋里的上古君臣为什么这么伟光正呢？因为春秋讲究一个微言大义，你看这里面有“大义”，所以实际上它更像是儒家给皇帝写的行为准则参考书，后世儒家总是拿着这东西要求后世的皇帝见贤思齐，垂拱而治，结果第一次拿秦始皇做实验就遭遇了惨痛经历。
说回于谦，石灰吟说是于谦少年时所做，但是于谦儿子 于冕收集整理于谦遗稿出版的《节庵存稿》里并没有收录《石灰吟》这首诗，同样的明代官方版本《于肃愍公集》（嘉靖刻本）里亦没有记录《石灰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石灰吟根本就不是于谦所做，姚广孝《逃虚类稿》中记载了最早版本的石灰吟，南宋降元将领范文虎（安庆平章）将私宅改建为双莲寺，请信忠禅师开山。寺院砌墙抹灰时，范文虎以石灰为题请禅师开示，信忠禅师即兴作偈，诗云。
工夫打就出深山。
烈火曾经煅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问。
要留明白在人间。
实际上，这首诗还有多个版本和多个作者。比如。
明代侯甸 《西樵野记》中作："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明代王世贞《算山堂别集》中作："千槌万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
明代沈周《客座新闻》中作："千槌万凿出深山，烈火坑中炼尔颜。粉骨碎身皆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关于于谦廉洁且两袖清风的形象。清朝官修的《明史于谦传》 原文记载，帝"闻其服用过薄，诏令上方制赐，至醯菜毕备。
另外一段于谦被抄家时原文是，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锁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
第一段说的是朱祁钰听说于谦吃的和用的都很差，于是下令赏赐于谦，连酱菜都准备了。
第二段说于谦被抄家时，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正屋锁得很严实。打开一看，里面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宝剑等物。
看史书记载，于谦这人好像非常的廉洁忠君甚至于还生活清贫，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首先于谦的家世并不简单，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在元朝时任杭州路大总管，盐运副使，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都是肥差中的肥差，于家在钱塘是大地主，耕读传家到了清代依然有翰林出仕，而于谦作为嫡长于家的钱基本就是他的，这于谦分明是明代王思聪，但是如果有人硬要杠家里有钱和于谦有什么关系，毕竟抄家的时候也没抄于谦老家，非常好，就算于谦跟海瑞一样只靠着我大明俸禄活着，那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海瑞的官职没品，（ps:海瑞当上高官已经是晚年的事了，特意回复评论区某若至）但是于谦景泰朝的官职是兵部左侍郎，尚书衔，从一品太子太傅，支二俸，年俸1776石。在大明是绝对的顶薪了，按照今天的标准算，购买力相当于500万，既然过的清贫、家无余财，他的巨额工资哪儿去了？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说到这，基本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有人在系统性的美化于谦，无耻文人干起这种事来，下限可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倒反天罡，比如查良镛也就是金庸，在《鹿鼎记》中将查继佐也就是他的祖先的形象塑造成一位风骨凛然、与顾炎武、黄宗羲等齐名的"反清义士，但是实际上查继佐在清初"庄廷明史案"中，为求自保主动检举此书，并因此获清廷褒奖，为查氏家族在清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且查良镛还将吴六奇（查继佐好友）塑造为天地会卧底，实际上这位广东提督是明将降清，而且是带路党一类的降将，投降后那也是大肆屠杀义军。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给于谦立人设？于谦后人显然没有这个能力，没错只能是传说中的文官集团，准确点说是士绅阶级。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世界上当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因为于少保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惠我良多。
首先，于谦废除了五军都督府，把京城三大营改成十团营，提督由于谦指派，当然五军都府名义上仍是最高军事机构，但日常训练和统兵权，被划归给了兵部尚书（于谦自己）和团营提督，这就形成了兵部直接掌管京营精锐的局面，于谦之后，文官掌兵权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总督、巡抚制度化，战时派出的文官总督、巡抚逐渐成为常设的地方军政长官，武将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能擅杀毛文龙的根本原因。
《明史》卷八十九《志第六十五》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制甚善。京营之制，自此一变，兵权尽归于谦。
第二，重启保举制，保举制在永乐之后一直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常规手段，直到三杨时期开始用来大肆提拔亲信，于谦的江西巡抚就是由江西人杨士奇在宣宗五年保举的，保举制一直到正统十三年才由英宗下明旨废除，改为吏部栓选制。于谦上位后重启该政策并保举了一大堆老乡和亲信，两个三十多的老乡被送进内阁。
《明英宗实录．天顺实录》 徐有贞弹劾于谦奏疏原文。
于谦、王文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景泰年间，滥举私党六十余人，分布朝堂、京营、边关，把持军政大权，内外皆其心腹，图谋不轨。
第三，于谦给士绅减税，景泰年间于谦下调了运河船税，将原本收60贯的船料税减至15贯，同时也减免了北京张家湾和辽东辽阳的课税。
出处《明史·食货志五》景泰元年，于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
第四，废除平米法，改国家赈济仓为地方管理，（此后火龙烧仓成为明朝常态）平米法由正统年间（英宗时期）开始实行，景泰二年废除，主持平米法的周忱被罢官，所谓平米法，简单来说就是粮食的运输和损耗开始按田产多寡分配，而不是原来主要指派给穷苦农民，有点摊丁入亩的意思，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欠税和农民弃地逃亡的情况。
平米法废除我虽然没有查到史料记载与于谦有关，这可以理解，毕竟于谦也不是傻子，这种被百姓戳脊梁骨的事总不能赤膊上阵，但是于谦作为景泰朝的摄政，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通过他，有人又要杠我污蔑，那就看看明史里记载于谦与景泰帝朱祁钰是怎样的的关系，他到底算不算摄政。
《明英宗实录》 朱祁钰御午门左门时，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合诸大臣弹劾王振，百官恸哭不起。期间锦衣卫指挥马顺呵斥百官，被给事中王竑奋臂揪住头发并撕咬其肉，高呼其为奸党；百官随后一拥而上将其捶死，并请求抄家，朱祁钰最终准奏。
《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百官既殴杀顺，益恂惧不自安。王亦屡起，欲退还宫。兵部侍郎于谦直前揽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无以泄众愤。且群臣心为社稷耳，无他。"王从之，降令旨奖谕百官归莅事。马顺罪应死，勿论。众拜谢出。是日，事起仓卒，赖谦镇定。谦排众翌王入，袍袖为裂。
群臣将马顺打死之后，更加惶恐不安。王（朱祁钰）也想站起来退回宫中。兵部侍郎于谦径直上前，抓住王的衣襟说："殿下，王振是首恶，如果不抄他的家，不足以平息众人的愤怒。况且，群臣心里装的只是社稷，没有别的想法。"王采纳了他的建议，降下旨意，表彰并劝慰百官，让他们回去各司其职，并表示马顺罪有应得，不再追究。众人这才行礼感谢后退出。当天，事情突发，全靠于谦沉着镇定。于谦排开众人，护卫王入座，自己的袍袖都在混乱中被扯裂了。
王振，马顺是朱祁镇的左膀右臂，王振在土木堡之变死了，百官在于谦的带领下打死了马顺，且朱祁钰在于谦的威逼下杀了王振全家并免除百官之罪！！！于谦真是忠啊，忠不可言的忠。
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谦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访谦。谦具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明英宗实录·废帝威戾王附录》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一事小不合，辄面折廷争，诸卿唯唯承命，无敢忤者。《明史•于谦传》
译文：在当时，朝廷上下都倚重和信赖于谦，于谦也毅然决然地把国家的安危当作自己的责任。只要有一件事稍有不妥，他就当面批评、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各位大臣们只能唯唯诺诺地听从他的意见，没有人敢违背他。
御史顾曜曾弹劾于谦太专权，说他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和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
明史里还记载了一段朱祁钰与于谦的小故事，原文为"素病痰，疾作，景帝遣兴安、舒良更番往视。又亲幸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
翻译一下（于谦）平时患有痰病，病情发作时，明代宗朱祁钰派遣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视。（皇帝）又亲自驾临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赏赐给于谦。这里的的"竹沥"指的是竹子加热后沥出的汁液，可入药化痰。
但是于谦和朱祁钰的关系真的如此君臣相知相和吗？看下一段记载。
既入，见南城，暨殿上呼噪声，尚不知故。有贞号于众曰："上皇复辟矣。"趣入贺，百官震戒，乃就班贺。上皇宣谕之，众始定。景帝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
群臣进入后，看到南城和奉天殿方向传来的呼喊喧闹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徐有贞向众人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于是催促大家进入朝贺。百官震惊恐惧，于是按班列朝贺。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出来宣谕，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此时，仍被尊为景泰帝的朱祁钰听到钟鼓声，大为震惊，问身边的内侍说："是于谦（谋反）吗？"等得知是太上皇复位后，他连声说道："好，好。
朱祁钰病重时竟然以为是于谦造反，得知是朱祁镇反而松了口气。这一段也能看出朱祁钰与于谦的真实关系，那是信重吗？更像是权臣和傀儡。
实际上景泰年间发生了一堆烂事，尤其是你谦哥真就是一件人事不干，经不起一点细扒，皇权事实上某种程度被架空，而文官、地方士族的利益联盟愈发牢固，是明代文官权力扩张的关键点，彼时的明朝，可谓士绅商三位一体，他们即是大地主，又是大商人，还是官员世家，他们彼此联姻结盟利益互换，他们大肆兼并土地接受投献隐匿田产，朝廷收不上田赋，他们反对增加商业税和矿税说这是与民争利，他们反对开海，说这是祖宗之法不可废，但是私底下尽收大航海时代的巨额海贸之利。
当然了武将也没闲着，将朝廷拨付的军械、马匹、粮草暗中倒卖给游牧民族以牟利；武将开始大规模侵占军屯田地。军士要么逃亡，要么沦为军官的佃户或私奴。
我们看一张图。
英宗在位时期是明朝米价最低的时候，正统和天顺，而你谦哥在位的8年米价近乎翻倍，因为英宗确实是一个仁爱的皇帝，有明一代，赈灾，免税赋，免欠税赋，频率最高但是到了于谦这里就忙着给士绅阶级谋利益了。
再说一说所谓的于谦挽天倾之功劳，且看明史原文。
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
群臣在朝堂上聚在一起痛哭，讨论是战还是守。有人提议南迁，尚书胡濙说：“明成祖将皇陵和寝殿定在这里，就是向子孙昭示这是不可动摇的基业。”侍郎于谦说：“主张南迁的人应当斩首。当前之计，应迅速召集天下勤王的军队，誓死守卫。”学士陈循说：“于侍郎说得对。”众人都表示赞同。但宫中仍心存疑虑和恐惧。皇太后询问太监李永昌，李永昌回答说：“皇陵、宗庙、宫殿、粮仓、国库、百官百姓都在这里，一旦迁都，大势就完了，难道不吸取南宋的教训吗？”于是详细陈述靖康年间的往事，言辞十分恳切。
看见没，有名有姓的都反对南迁，支持南迁的就是有欲者，是谁你都不知道，所以有没有于谦都不会南迁。有没有于谦北京都能守得住，大明也亡不了，因为瓦剌它根本就没哪个能力你知道吧？实际上明朝立国后，朱元璋、朱棣父子对蒙古穷追猛打了几十年，使其不仅人口大减，而且长期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内斗状态 ，4万户的瓦剌实际上是英宗扶持起来爆锤其他部落的锤子，蒙古对大明开始有压力已经是一百多年后隆庆时期的事了，所以这个也先突然爆种灭了英宗50万军队并且一个多月后又突然冲到北京城下然后战斗力又爆降的鬼故事，怎么看都是很诡异的。
可能又有人要杠，你说瓦剌没能力，那满清是怎么做到的？须知，此时的明朝不是财政崩溃，天灾人祸不断，流民遍地，兵似乞丐、将领无能的崇祯时代，就说崇祯时代，如果了解历史就知道，与其说满清灭了明朝，不如说是明朝自己玩死了自己。而北京保卫战说到底于谦也不过是恰逢其位，打了一场非常奇怪兼具诡异的守城战罢了，别再吹什么力排众议，什么力挽狂澜给大明续命200年了，大明一共就特码200年！！！
土木堡的整个过程就不说了，堪称错漏百出，前后矛盾，逻辑不通，整个土木堡之变没有一处细节无争议，唯一无争议的事实可能就是它确实发生了，如果要讲明白这些可能要10万字，本文就略过不说了，咱就说说土木堡之前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也许这才是它发生的根源。
一切都源于少年天子开始反腐败，这个时候当然是太监和锦衣卫登场，也就是太监王振和锦衣卫马顺，他们建立了罚脏库然后就开始对文官动手了。
正统八年三月，英宗恢复洪武永乐旧制，官员凡是满七十岁、身体不行的，抓紧时间退休回家，主动辞官的，准许衣冠致仕，保留退休待遇，目标直指四朝元老，把持朝政的内阁首辅，77岁的江西人杨士奇，杨士奇不为所动，然后英宗就对江西帮动手了。手段是相当的残忍，比如刘球案，江西人、翰林侍讲，直接就被肢解了，然后是薛瑄，大理寺少卿，江西人，下狱，结果杨士奇还是死赖着不走，无奈英宗最后抓了他江西老家无恶不作的儿子，然后一年之内杨士奇就病死了，而他儿子随后也死在了诏狱里。
收拾了文官之后，英宗开始抓钱，正统九年，英宗要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因非常简单，来看看银税数据的变化：
宣德九年（1434年）:327608两。
正统元年（1436年）:5550两。
正统二年（1437年）:2800两。
正统三年（1438年）:5550两。
正统四年（1439年）:953两。
正统五年（1440年）:5550两。
宣德九年，朝廷一年从银课上收上来的银税高达白银32万两，平常年份福建一年也能收4万，浙江一年收9万。永乐一朝收银税4934848两，平均每年银税224311两；仁宗在位一年，收上来212864两；宣德在位十年，平均每年238806两；而到了英宗这里，直接骨折，甚至正统四年这一年只收上来953两。看见没，7岁的英宗一登基，银税直接就没了，文官集团是真的嚣张啊，老皇帝一死就把孤儿寡母欺负到这种地步。所以英宗亲政后直接派军队入矿，然后银矿就发生了矿工大起义，正统9年叶宗留起义，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聚众两万，堵塞河道。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朱祁镇派宁阳侯陈懋统兵京营两万南征福建，四个月后邓茂七被平定。然后有意思的来了，明明好不容易平定了“起义”，但是景泰元年，朝廷又以与民争利的名义停了福建等地的银课（矿税）。
关于英宗欲重启下西洋一事，明朝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宣德朝，宣德8年郑和第七次航行归来，两年后朱瞻基死了，英宗刚一上位，正统元年二月，英宗下旨（实际上是三杨，英宗虚岁7岁登基）一切造作悉皆停罢，把海船制造给停了
正统四年，明英宗下令（三杨）：禁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凡私造大船下海者，发边卫充军。
正统8年，明英宗亲政了，知道自己被坑了欲重启下西洋一事，但是这事在英宗实录里没有记载，明史里亦没有，而是记载在石碑史料里，民国的时候出土了一块墓碑，墓主郭琰，山东泰安人。他在正统六年，任福建福州府同知，后官至贵州思州府知府。他的碑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郭府君墓志铭》
「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更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正统八年（1443年），皇帝命令工部侍郎焦宏督造前往西洋的海船一百二十艘，委任郭府君（郭琰）担任八府总提调官。他督造有方，军民都从中受益。不到一个月，海船即告完工。八府军民接连前来府上拜谢他的人，数以万计。这里有个诡异之处，短短十年时间，之前下西洋的船队就没了，英宗想重启下西洋还要重新再造。
有意思的是，造海船前后这俩月里，英宗实录均缺了几天整天的记载。但是实际上船虽然造出来了，但是英宗并没有成功下西洋，具体原因未知。
三千年来谁著史？史家，一字不记吗？一字不记！
到了英宗儿子这里，也就是成化朝，还是想下西洋结果还是失败。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一说，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
成化年间，皇帝直接下旨询问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旧事。当时任郎中的刘大夏（谥号忠宣）取来相关档案，并把它烧掉了。他认为其中所记载的，多是荒诞离奇、远远超出人们耳目见闻的事情。
焦竑在《玉堂丛语》中还有进一步记载，当时明庭欲重下西洋，兵部尚书项忠奉皇帝命从档案库里寻找当时郑和下西洋的全套资料，结果资料没了，就去找当时的车架朗刘大夏询问， 库中案卷，安得失去？"刘大夏微笑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
但是后来有人给刘大夏翻案说，不是他干的，但是重点是，不管谁干的，事实上这些资料离奇失踪了。
话说为什么文官集团要下死力气阻止皇帝下西洋呢？
田培栋先生在《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蓄研究》中做过统计：下西洋为明朝政府带来的收益，仅黄金就有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白银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四百两。而这些钱原本可都是江南士绅的钱！
还有一事更能说明问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田赋占近八成，是绝对支柱。不论是数目还是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但是晚清（1840年后），收入急剧膨胀，光宣之际突破8000万两,1908年更达恐怖的2.3亿两。
原因何在？说出来讽刺，因为外国人给大清建立了海关，明清两代干不成的事，让洋大人给搞定了，大清也是好起来了，开始能收关税和厘金（商业税）了，外籍税务司管理的海关，进口关税值百抽五(5%)。出口税更高，最高到11%，从1861到1910年，海关总收入高达9.1亿两白银。
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田赋比重降至34%,而关税、盐税、厘金合计升至62%。不过遗憾的是，这里很大一部分钱被用于支付战争赔款和外债本息。
面对相当于整个明朝财政收入的天量巨额利益，你真以为明代开海谁碰谁死只是个阴谋论吗？还总有人觉得明朝皇帝易溶于水是个笑话，那就说说东晋，东晋100年，11位皇帝，一半是“病”死的，20岁登基，不到三十岁之前就病死了，为什么东晋皇帝容易壮年病死？那就要说说东晋是个怎样的王朝了，东晋是史上皇权最弱的年代，没有之一，门阀势力极大，是真正的与世族共天下，皇帝稍微越过红线不是被谋杀就是病死。而明朝自英宗失了军权后为什么都变成深宫宅男了，为什么都不爱住在皇宫？不会真有人认为是老朱家的种不行吧！
其实英宗不仅动了文官和士绅的利益，他还想动武将的。
正统六年八月，英宗对翰林院下了一道敕谕，"朝廷优士至矣，领不恤，辄私以为工匠，月日亡休。沿边军屯操稍暇，边将亦辄令捕野味、置薪炭……何怪不贫窘逃也…"。
翻译一下，朝廷对待军官已经非常优厚了。但将领们却不体恤士兵，动不动就把士兵私下役使成工匠，日夜不得休息。边境上的驻军，在屯田和操练的间隙稍有空闲，边将也总是命令他们去捕捉野味、制备柴炭。而那些被征调来补充兵额的人，所属的官员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搜刮干净，难怪他们会贫困窘迫、逃亡他乡啊！现在，凡是触犯这些规定的，都交给司法部门依法惩治。
正统十年，英宗开始调查军卫粮仓情况，结果，羽林前卫仓起火，忠义后卫仓起火，京都太仓起火。大宁中卫仓起火。彭城卫仓起火。南新仓起火。景陵卫仓起火。忠义前卫仓起火，凉州卫粮储案牍起火。
正统十三年，英宗开始查军队吃空饷问题。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兵部奏：在京在外各卫所军伍，自正统十三年四月以前，造册送部，转发清勾军士，共六十六万六千八百有奇。今清军御史盛琦等，止清出六万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数，较之已清出者殆十倍之，其间挨无姓名籍贯者尤多。比者本部郎中吴宁建言，欲将挨无名籍者，经五次回中，即与开豁，然恐有司因而作弊。今拟以十次为限。从之。
翻译一下，兵部奏报：在京及全国各地卫所的军队，自正统十三年四月以前造册报送兵部，转发清理勾补的军士，共计六十六万六千八百多名。如今清军御史盛琦等人，仅清理出六万一千二百人。尚未清理出的数量，与已清理出的相比，大约是十倍之多，其中查无姓名籍贯的情况尤其多。近来，兵部郎中吴宁建议，对于查无姓名籍贯者，经过五次回查后若仍无结果，即可予以注销；但恐怕地方官员会借此作弊。如今建议以十次为限。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补充：文中“清军”指明代清理卫所军伍、勾补逃亡军士的制度。
总得来说英宗还是太年轻了，做事太急切了，手段也有点狠了，父亲走的早，也没有一个好老师，不懂得拉一派打一派的道理，他几乎触动了所有人的利益，唯一站在他这边的就剩太监了，如果他身边有一个魏忠贤也许结局又不一样，可惜是王振，说起明朝著名的太监有很多，但是最有能力的大概就是魏忠贤和汪直了。
我一说魏忠贤可能有人又要炸毛了，不是说魏忠贤是好人，而是作为替皇帝争权夺利的工具人，魏忠贤是最合格的哪个，下面简单说说魏忠贤干了什么。
他改了原来税收由地方征收、户部审核的老制度，改成"归内帑直管"。地方商税收入不经省府、布政使，全部上缴京师。江南的盐务、福建的矿税、广南的商税，苏杭的丝商、徽州的茶行、广州的海贸， 他直接靠厂卫盯人，查出问题直接抄了，山东盐运司出问题一次就罚没几十万两。
而他收上来的税干了什么呢？大力扑灭了奢安之乱，保障并支持了孙承宗五年复辽计划的逐步实现，红夷大炮更是一波波地买，袁崇焕用魏公公的大炮轰死了努尔哈赤， 顺带支持了毛文龙的东江军，用魏公公自己说给天启的一句话就是国事渐好。而实际上九千岁刘瑾干的也是差不多的事，都是为皇帝弄钱，手段就是清查天下钱粮，追讨边镇亏空，惩治腐败官吏。
同理王振也是这样一个工具人，结局跟他的后辈们一样凄惨，但是明史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把王振之死给刻意遗忘了，按理说以明史里王振在土木堡之变浓墨重彩且过于抽象的表现，说他是土木堡之变的主角也不为过，但是王振是怎么死的，明史里竟然没有相关记载。
于是就有大聪明自行发挥了，土木堡之变一百多年后的万历朝，何乔远在他的私修史书《名山藏》里写了这样一篇小作文，护卫将军樊忠者，安州人，从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护驾突围，复棰死虏百余人，死之。
有一个叫樊忠的，当着英宗的面捶死了王振，然后护驾突围，战死了，再之后到了清朝，浙江学政谷应泰在他的半官方史书《明史纪事本末》里继承了这一段小作文，而且还给樊忠加戏了，让他在捶死王振之前喊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响亮台词，"吾为天下诛此贼"。
再之后，樊忠在梁羽生的小说《萍踪侠影录》里成为了"京师三大高手之一，然后在土木堡之变中在身中十余箭的情况下当场击杀了奸宦王振！
再之后，这一段樊忠的故事上了历史课本。
然而这位樊忠，竟然在《明英宗实录》 《明史》 里均无记载，一个不存在的人﹣﹣樊忠。
所以说兄弟们啊，三千年来谁著史，一篇小作文，一个无中生有的人，之后不仅被编进了严肃史料，还被梁羽生写进著名小说，甚至堂而皇之的进了人教版教材，什么一字不改啊，什么叫踏马一字不改？
知道为什么会有伪史论了？因为真的有伪史，为什么野史这样野？其实正史更野，不要说清朝修了一百多年的明史，就算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称号的史记，不说司马迁往里面参杂了多少私货，单说其真实性也是一言难尽的，比如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二人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愣是让司马迁给凑了cp，再比如说陈胜吴广起义，原因是失期当斩，但是现在秦朝的相关文献出土已经很多了，比如说《云梦秦简》里的《徭律》规定，服徭役迟到几天只是批评教育，迟到多了罚钱，延误徭役的最高处罚（人根本没来）也不过是是罚缴兵器铠甲（"赀一甲")，若因下雨等客观原因延误，直接就是免除征发。
既然土木堡之变是一段伪史，那么真相为何就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关于土木堡之变的猜测有很多，最大胆的莫过于千户提出的那个实际上使于谦风评变差的著名阴谋论，我个人不是完全赞同，但是他怀疑的理由本身是没问题的，那就是于谦和杨洪的关系非比寻常，不仅是挚友还是姻亲，（杨洪的弟弟杨淋娶了于谦的妹妹，有武清家谱（杨洪弟弟杨淋的家谱）为证。两人的关系还有人专门考证过，于谦给杨洪写过画赞诗，两人共同留下来一副画作。
于谦为杨洪画像所作的赞诗，全名为《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赞》，收录于《于忠肃集》中。全文如下：
神完气充，貌伟言扬。江湖宇量，铁石肝肠。胸盘韬略，而鬼神莫测；手操剑戟，而星斗垂芒。摧锋万里，轰雷迅电；号令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振边疆。一骑前驱，万夫莫当。知其内者，以为孙、吴、管、乐；识其外者，以为卫、霍、关、张。
曰福曰寿，自天降祥；尔公尔侯，子孙蕃昌。噫！斯人也，所谓勋业盖世，而身名流芳者欤！
当然了如果只是私人关系好就怀疑有点过了，两人更为可疑的行为是后来政治上的互动。
首先说一下杨洪父子在土木堡之变扮演的角色。首先是杨洪的儿子杨俊弃城逃跑。
明实录里于谦的奏疏，自逆虏犯边，俊（杨洪之子杨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再次，杨洪不仅悄无声息的把敌人放了进来，面对皇帝被围，坐拥重兵的宣府总兵杨洪始终闭门不出，不发一兵一卒救援，坐视惨案发生，以杨洪父子的所做所为，按理来说绝对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对比一下袁崇焕就知道，袁只是没有拦截清军入关就被凌迟了。而杨洪父子的罪要大的多，结果怎样？于谦于少保给杨洪父子封了侯。无论如何你都没有办法从正面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事情，背后只剩下肮脏。
实际上，于谦和杨洪可能的关系在明朝几乎有一条明线，那就是自从江西人杨士奇当上内阁首辅后，一直到明末的江西首辅张四维，朝廷里的晋党、边将以及晋商组成的走私利益集团，从往蒙古运粮和物资到给满清运粮当上8大皇商是一直发展壮大的，而于谦作为浙江的地主官绅代表，被杨士奇举荐当上巡抚又与杨洪交好，以及于谦任上一直以来的“热心”粮事，很难不怀疑他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既然已经写了这么长，我还是对土木堡的真相做一个猜测吧。
英宗反腐败查到了杨洪头上，然后杨为了自保玩起了传统边将军阀那一套，所谓携寇自重吗，杨一边联系与自己做走私的蒙古部落寇边，一边让自己儿子杨俊弃城逃跑大开方便之门，然后上报个也先造反，结果英宗不信，震怒之下决定亲征（可能也有人在里面里挑外撅），杨洪无路可退只能行险搞政变，然后两边一通神操作就搞成了土木堡，我觉得这里边英宗也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至于于谦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知情未可知，但是指定跑不了他的事就是了。如此土木堡的逻辑就通顺了。
写在最后，英宗犯了一个天底下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年轻人总是太气盛，如果英宗能够谨慎一点徐徐图之，也许改变的就不只是明朝的命运，而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因为自英宗后中国退出了大航海并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闭关锁国，而西方在五十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葡萄牙的达．伽马船队第一次不经地中海横穿印度洋来到了亚洲，大航海时代随之开启，并直接导致西方接连发生了光荣革命，宗教改革、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它让西方彻底反超并一路领先碾压了中国200年，而重新追赶的过程让我们付出了血与火的惨痛代价。
黄仁宇写了一本书，说明朝实亡于万历十五年，但其实不是，明朝亡于1449年，土木堡之变那一年。就像我看很多人说什么美帝亡于懂王，亡于奥巴马，克林顿，但是都不是，美亡于肯尼迪被刺杀然后像死了路边一条一样哪一年，也就是1963年。
简单声明，我看评论区给我扣的什么皇帝粉和明粉的帽子十分好笑。
实际上我评价历史人物用的是阶级史观，只有一个标准，与什么忠臣奸臣、好人坏人无关。这个标准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有利于人民的，凡是有利于社会解放生产力提高的就支持称赞，反之就是凡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官僚集团的，凡是搞人身依附，阶级禁锢的就批判，从这个角度于谦在我这里不仅仅是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