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
理工科在推着中国一步一步重回世界民族之巅，文科在干啥？
按理说，应该把中国人民的理念和观点传播到全世界，告诉全世界，中国在这一百年之间，是怎么从东亚病夫成长为红色灯塔，给全世界劳动人民带来共鸣和希望。
可我们的文科是怎么做的呢？
__郑永年__教授写了本《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里，这位文科学者写道：
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这种思想延续下来，现在是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有一个权威的政党。
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对政党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非常讽刺，非常生动地表演了一出吃饭砸锅的好戏。
共产党让人民明白了，解放和自由并不是共产党或者什么明君的施舍，而是需要人民自发地起来参与斗争，自己去争取来的。
到了文科大师嘴里，又成了老百姓以前期待明君，现在期待一个好党……
这种"盼明君—盼好党"的类比，表面上是强调人民支持共产党，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类比成皇帝、把觉醒的人民解构成从前无知蒙昧的乌合之众。
那场革命明明是人民觉醒后，自己砸碎了身上束缚了数千年的枷锁，但到了文科大师嘴里，又成了封建王朝的更替。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大师也是同样的毛病，“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他们共同的错误就在于，都把中国人民解放自己也解放全中国所有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革命，矮化成封建时代，抢钱抢粮抢女人的改朝换代。
教员同志一直强调人民史观，但是放眼望去，现在的文科教的还是帝王将相那一套精英史观。
自己做梦都想当帝王将相，所以不理解、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
但又拿着土共发的工资奖金，不得不违心地为土共工作，主打一个拧巴，所以在工作的同时夹带私货，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8年拨乱反正，把曾经被批为右派的费孝通扶上神坛，奉为中国社会学之父。
2026年，费门的弟子们把费老1940年代的著作吹成了学生必读书目。
简单说几点费老的理论吧，更详细的论证过程在我这篇文章里。
而费老也给我们交出了他的答卷。他认为，是富人养活了穷人，而不是相反。在“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加持下的中国农村，温馨的生活好似一曲田园牧歌。城中富绅们为农民们做出了切实和具体的贡献，赢得农民的敬服。而在农民眼中，绅士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政治庇护。农民的生活还是有相当的保障，可以维持温饱的。
……
他在《乡土重建》里提出了以下看似严密的推理：
设问：虽然在租佃制下，地主绅士们收取佃户50%甚至以上的地租，同时用利率高达20%-30%的高利贷剥削农民们。但是，这套封建土地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数千年，这说明农民依然可以靠土地和“乡土工业”，维持"不饥不寒"的生活。那么，农村的土地问题和社会矛盾为何到近二三十年才见严重呢？
回答：地主收地租和放高利贷都合理合法的，引用费老原话："只要私产制度存续，纳租就是佃户的法定义务；高利贷虽然可憎，但利率早经缔约确认。绅士纵然剥削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而乡土工业则是这套体系最重要的防线，通过男耕女织的农工合作，可以让佃户勉强达到"小康"。所以，即使地主放利滚利驴打滚的高利贷，收取农民产量一半的地租，农民也没有反抗。
推论：既然封建土地制度延续了几千年，这种经济结构必然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所以租佃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没有问题。这二三十年问题严重的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经济入侵冲击了现有经济结构，导致农村经济崩溃。
费老最终开出的药方是：
由于农民们不敢对抗“庞大、有力的、有组织的，现代化的、有着巨舰大炮的帝国主义”，只敢挑选“脆弱、高效、节约又清明”的地主绅士们做斗争对象。这种内战只会让帝国主义渔翁得利。
况且农民要的只是小康生活，地主完全可以让渡自己的利益，通过不收地租来满足农民的需求。这样地主和农民结成同盟，地主出钱，农民出人出力，搞好了工业，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殖民者，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他说：“地主的势力，和了外来工业势力相比，却脆弱得多，于是为了求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做对象。”——农民的觉醒和革命其实是“乌合之众欺软怕硬”。
他说：“地主得在土地之外去找出路。”“只有以放弃地租为条件来和农民共同克服这危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一个地主阶层自保的钥匙。”——他劝地主主动放弃地租，和农民结盟。
他说：“我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阶层的生存兴趣上立论的。”
所以归根结底，费孝通想解决的不是我们农民的苦难，而是地主阶级的危机。他是在替地主想办法怎么在危机中保住命和地。
而他的方法是：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消灭地主阶级，只劝地主“主动放弃地租”；劝农民不要暴力革命，要相信地主士绅们回为名请命，对抗贪婪独裁的中央皇权，要搞皇权和绅权的“双轨政治”；要恢复乡土工业。
而这一套理论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他用应然替换了实然。他从头到尾都在说“应该如何”，却从不问“能不能实现”。
他说地主应该主动放弃地租。可现实中的地主在干什么？
山东栖霞大地主牟墨林，因为心狠手黑，人送绰号“牟二黑子”。随着牟二黑地主家族成员增多，挥霍浪费日增，便采用加租补缺的办法，加剧对农民的剥削，分别在1923年（民国12年）和1928年（民国17年）两次提高地租，加租率在20％以上，高者达30%。
另外，他们还将官府征收的土地税和"富户捐"等转嫁在佃户身上。
杨础乡南十五里后佃户村，共租种牟二黑800亩土地。开始是1亩地1.5斗租，后来不断加租，1亩地增至2.5~3斗。自1930~1938年共9年时间，牟氏地主以各种名目增加的地租，比原地租平均高达71%，佃户们每年要向牟家多交120多石地租。自1930至1938年共9年时间，以各种名目增加的地租比原地租平均高达71%。
费孝通先生以社会调查闻名于世，经过调查研究后，他把结论写在了书里。他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入侵，农民生活困苦，没钱交地租，而地主的生活也会连带着日渐崩溃。
可现实里那些聪明的地主绅士们并没有陷入危机，而是转嫁危机，给农民狠狠加租子，顺便狠狠地扇那些只知道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书呆子的脸。
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里说，中央皇权代表着自上而下行政轨道，其特质是低效、浪费和腐败。而基层的土豪劣绅们则像活在西方小说里的绅士们一样，高效、节约和清明。
地主绅士们作为地方精英，上可传达民意、约束皇权，下可教化乡里、组织自治。通过道德教化、榜样引领和社区互助等方式，既在专制皇权的暴力下庇护了农民，又保证了基层的稳定，维护皇权的安全。两条轨道并行不悖，使得千百年来的中央皇权和基层社会处于一种精妙的平衡状态。
可真实世界里的地主们，真的像费老说的那么彬彬有礼，温良恭谦让吗？
贝尔登：地主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佃户要是反抗，绝不会有好下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而且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__拉铁摩尔__说：“几乎所有的官吏都出身于士绅阶层。大多数高官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不向富有地主征收附加税，反而任由地主向农民转嫁重税以保全自身财富。这个过程很容易操作，而且经常把农民从贫困推向更贫困，最后达到不堪忍受的赤贫。”
__吴晗__说：“查田定租的执行者是地主，编户定役的执行者是地主，里长甲首是地主，裁决纠纷的还是地主，在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从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统治，地主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家族和亲友的利益，是决不会关心小自耕农和佃农的死活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不实行土地改革，不变更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让地主主动放弃自己在基层几乎无限的权利，转而一心一意为泥腿子们服务呢？
费老回答道："我一时还不能直接加以答复。"
……
费孝通为绅士们的剥削做了一个精巧的辩护：
"只要私产制度存续，纳租就是佃户的法定义务；高利贷虽然可憎，但利率早经缔约确认。绅士纵然剥削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但是，所谓的“合法”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文官集团本身就是地主绅权的代言人，整个官僚集团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自然地会努力满足地主阶级的诉求。
按照18世纪的美国宪法和《逃奴法案》，奴隶制也是"合法"的。黑奴是种植园主的"合法财产"，买卖奴隶是"合法的商业行为"，鞭打奴隶是"合法的管教手段"。按照费孝通的逻辑，奴隶主纵然剥削黑奴，也是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废奴运动是不正义的？
当一个制度本身就是剥削的工具时，"合法"不过是压迫者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
让我们看看这些"合法"的剥削到底有多"合法"。
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河南镇平农村借贷利率：月息6%，折合年化72%到101%。年化72%到101%——借一百块钱，一年后要还172到201块。利滚利，一年翻倍，两年翻四倍。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利率早经缔约确认"的高利贷。
那农民为什么"缔约"？因为春天青黄不接，不借高利贷就得饿死。这不是两厢情愿的契约，这是死亡威胁下的被迫签字。
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记录了地主"青苗债"的完整机制：春天青黄不接缺粮少吃，谷价腾踊，地主发放青苗债，贷给农民一担谷，秋后要加倍收租。谷价一石，大洋十块。地主说："秋后要还十块钱的谷。"农民没有选择余地，借谷就画押，不借就挨饿。秋收时节，地主管家到地里来要十块钱的新谷，而秋后新谷上市谷价一石跌到三四块钱。借据载明农民应还十元谷价钱。这时至少还三担谷，新谷还不清旧欠，就以土地作抵押。
春天借一担谷，秋天还三担谷，还不上就拿地抵。整套机制的每一步都"合法"——借据是农民自己画押的，地契是农民自己签字的。但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掠夺。地主故意在春天谷贵时放贷，在秋天谷贱时收贷，利用季节性价差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
__柯鲁克__在《十里店》中记录了1937年的数据：全村1400人，700亩土地，8户地主家庭占有120亩，373户贫农家庭占有218亩。8户人家占有的土地是373户人家的55%。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民只有越来越少的地可种，越来越重的租要交。
吴晗一语道破地主阶级"合法"的本质："非法的逃避租税，合法的免役之权。"地主阶级的"合法"是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规则、自己受益于规则的"合法"。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当然一切都是"合法"的。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先生
费孝通的"合法"，就是那"仁义道德"的字缝里藏着的"吃人"。年化72%到101%的高利贷合法，青苗债合法，大斗进小斗出合法，把农民的老婆送去顶债也合法。在地主阶级制定规则的制度框架内，吃人当然是合法的——因为规则就是吃人者制定的。
当然，费老在书里也反驳了我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封建土地制度延续了几千年，这种经济结构必然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所以租佃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没有问题。这二三十年农村的崩溃，完全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经济入侵。
可真正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就经历一次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社会归零，然后在新王朝废墟上重建。每一轮循环，都有数百万人死于战乱和饥荒。
费孝通把这叫“精密的平衡”？！
………
费孝通还说，农民“挑选地主做对象”是因为地主很“脆弱”，好欺负。
可贝尔登则在《中国震撼世界》里记录到，地主带着__还乡团__回到解放区，活埋了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农民们。
当现在的学生们读《乡土中国》时，他们读到的是"水波纹一样的人际关系"，是"熟人社会的温情"；
但他们读不到的是：在这个田园诗一般的"熟人社会"里，地主可以合法地收取50%地租，可以放贷72%的年化利率，可以带着民团决定佃户的婚丧嫁娶，可以强奸佃户的妻子而不受惩罚。
我们的翻身果实被破坏、被抢走，已经到口的庄稼全烂在地里。没有来得及跑开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或被杀死、或被活埋，光是六个区就被杀了八百多人，有的被铡刀一铡三截，有的一口井活埋七、八个，小孩被一劈两半，妇女被轮奸至死。
骑马埠一军人媳妇被强奸又被打断手臂，左村一军属宫大娘是军属模范，被拉去枪决，敌人先一气杀死十八个人，还打着问她：现在你积极吧？拥军吧？'
在骑马埠一个村敌人就杀死七十二人，直到现在无人掩埋。每逢一个沟，就能看见血淋淋的人头、断腿、被折断的骨头……
血海深仇，永不能忘，永不能灭！
——五龙县（现莱阳县东南部）人民给部队的一封血泪控诉书
费老在1978年后，被封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奠基人。所以究竟是拨乱反正还是反攻倒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