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恰是孔子深刻的地方。
孔子没有去追问“女子和小人的心性本质是什么”，而是直接描述了一种在特定权力关系和情感距离下的行为模式。
换句话说，你现在面对一个印度客商，他要求你先发货，他才付款。
你难道要去追问印度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印度人的心性本质是什么吗？我是不是歧视了印度人吗？
你不会，你会选择不发货。
你没有在问“印度人是什么”，你只依据经验，看到了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缺乏有效信用担保的付款承诺，其违约风险极高。
当然，只要你不和他谈生意，不做生意。那么这个印度人也就不成为眼中的风险，甚至可以成为朋友。
就跟我上学有一个喜欢借钱买汽水的室友一样，只要他不跟你谈借钱，他在我眼中都是完美的，都是能处的。
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只要你不谈对象，不结婚，她都不会难养。因为她不在你的社交距离范围内。
更直白地说，你只要不成为她的“养者”，就不必抱怨“难养”
这就叫智慧。
但是一旦她进入你的范围，就像你和印度人做生意一样，就陷入了博弈论范畴。
一旦她进入你的范围，也就是建立了固定的、难以低成本退出的亲密关系（婚姻）或商业关系（长期订单），你们就立刻滑入了__重复博弈__，甚至是__深度嵌套博弈__的范畴。
远近、怨和不逊就是一套长期拉扯的动态博弈过程。
如果这个博弈因为退出成本过高，就会成为不良结构下的均衡博弈。
对此只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改变游戏本身，一个是退出游戏。
这里有两个关于孔子的例子：
第一，孔门出妻，这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中都有记载，但朱熹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认为孔子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媳妇都管不好，是不可能的。认为孔子的素养必然能感化她。但其实说明的是孔子并不把婚姻看的像后世那么神圣，孔子更看重的是传宗接代。《礼记·昏义》说得非常直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礼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没有宋儒赋予婚姻那种宇宙论的神圣意义。即便说婚姻有什么神圣意义，那么主要也是传宗接代的神圣意义。婚姻的神圣性是附着于传宗接代这个根本目标之上。在宋代以后，婚姻被赋予一种超出人伦功能之外的、压倒一切的形而上重负。
第二，就是拿礼乐作为一种硬性约束，这就像签合同。我们把所有合同细节都签好了，防止你拉扯不清。礼乐，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公开的、书面的（或在礼的语境中是仪式化、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有了合同，就不需要再去搞“你爱不爱我”、“你尊不尊重我”“你异化不异化我”这种主观臆测的东西，只需要看“你有没有照合同办”。这就在根本上截断了那种无限度、无休止的心理博弈和动机揣测。不要拿什么“爱不爱”“尊重不尊重”“喜欢不喜欢”这种主观判断当做什么判断依据，就是严格的按照规章办。
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啊。要么把一切都规定清楚，别拿什么情啊，爱啊这些主观的东西代替客观标准。别搞出什么你一会儿同意了，你一会儿又不同意了，不是去浪漫化、美化、提纯这些情感，而是直接拿出一套__客观的、刚性的、仪式化的外在标准——礼__。如果搞不了，那就别结婚了。这就像跟印度人做买卖一样，他都不想履行合同，那就不要发货了嘛。